在守望中飞翔

版权声明：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
http://swfx5391.blogbus.com/logs/36771747.html

历史批评的技艺

 

——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史评类札记

 

江藩在《汉学师承记》中云：“《四库全书提要》、《简明目录》皆出公（纪昀）手，大而经史子集，以及医卜词曲之类，其评论抉奥阐幽，词理明证，识力在王仲宝、阮孝绪之上，可谓通儒矣。”^[1]由此，我们可以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作为一部简明的学术批评史来看——而并不仅仅只是目录学上的成果——可谓之蔚为大观而不过也。实际上，目录学旨在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，其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学术批评的手法、视角和路径。这种学术批评的底蕴一旦运用在历史批评上，我们便可以相信一点：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。用英国哲学家布莱德雷的话说，“历史学中的信条就是——历史学家本人。”^[2]既然如是，便会出现如下情况：“至於品骘旧闻，抨弹往迹，则才翻史略，即可成文。此是彼非，互滋簧鼓，故其书动至汗牛。又文士立言，务求相胜。或至凿空生义，僻谬不清……”^[3] 显然，这种炒前人剩饭、妄论是非、心气浮泛不平的批评方式是要不得的。如果这样的人去书写历史，对历史作出论断，我们大概就真的失去了历史，只剩下所谓的“历史学家”。本文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史评类部分为参照文本，来浅谈一下历史批评中的问题及其应对之道。庄子曾有言，“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，余如能得一时之充实和体悟，斯是足矣。

 

一、

 

如果没有深切的人文关怀，没有对于过去之人事的“理解之同情、温情之敬意”， 历史批评充其量不过是过耳之风，风中之言，言过无心罢了。可以说，历史批评的意义在于对历史沉重的担当意识，担当就意味着关怀和责任，没有这份治史的良知，历史批评则无根也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着高度负责的精神，不能任由性情，囿于一孔之见或一己之私，更不能空口无凭，以讹传讹。在中国的学术谱系中，史部之学向来都是显学，其成就也得到举世公认。但是，鱼目混珠、滥竽充数者不少，很多人难以做到心平气和，持论公允。以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为例。虽然他“其贯穿今古，洞悉利病，实非后人之所及”^[4]，但是，他这种“性本过刚，词复有激，诋诃太甚，或悍然不顾其安”^[5]的毛病必然导致在知人论世上的偏颇和疏忽。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，我们看到，他“于班、马以来之旧例，一一排斥，多欲删除，尤乖古法。余如讥《後汉书》之采杂说，而自据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山海经》，讥《汉书·五行志》之舛误，而自以元晖之《科录》为魏济阴王晖业作，以《后汉书·刘虞传》为在《三国志》中。小小疏漏，更所不免”。^[6]当一个人沉溺于批评的偏执狂之中，并自视甚高、目中无人时，他就必然会漠视历史的既有事实和先贤的经验之谈，而这种漠视则很难与“载笔之法家，著书之监史”^[7]之称相符也。

在笔者看来，历史批评固然需要有所创新，但是一味标新立异，则必乖张缪错，有失真实。历史学讲究的是“持之有故，无征不信”，也就是宋代学者马端临所说的“信而有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”。^[8]在事实和资料的搜证工作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决不能妄下论断，急于求新。清代学者戴震曰：“仆以为考古宜心平，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，勿以我之见自蔽。”^[9]这句话用在历史批评上，堪比是晨钟暮鼓。刘知几这等大家的错失就在于心性的桀骜不屈、固步自封，这固然有助于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但一家之言总难逃自蔽的欠缺本质的限制。心不平则言不顺，言不顺，则理不成也。至于用他人之见蔽己，困于一隅之地者，则属常见也。以清人浦起龙为例：“然颇纠弹其疏舛，其中如《曲笔篇》称：‘秦人不死，验符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’三家皆不注，起龙亦仅引《困学纪闻》，谓王应麟不知所出，定为无考。而不知秦人事出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蜀老事出《魏书·毛修之传》。”^[10]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准备功夫做的不够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学养确实不足，很容易受一家之言所左右。门户之见，观点和立场先行，自然就可能陷入“六经注我”的框架之内，所选择的佐证不过是观点的附庸。因此，我们在做出批评之前，必须进行前后左右的比较，不能以一家之说作为唯一的证据，也不能以一家之说作为最后的定论。以朱熹为例，王懋在《白田杂著》中谈到一点：“范淳父《唐鉴》，言有治人无治法。朱子尝鄙其论，以为苟简。而晚年作《社仓记》，则亟称之，以为不易之论，而自述前言之误。盖其经历既多，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”。^[11] 由此可见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部批评史——正如哲学一般而言只是哲学史一样——没有人能够做出最为完满的判决，因为没有谁的批评可以宣称自己言说了整个历史。

 

二、

 

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克罗齐的这个命题的提出，无非是看到历史深处的逻辑力量和现代作用。它昭示了人们一点：历史从来没有过去，过去的只是事实，而影响和意义因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主观解释和多样批评，构建出了人的现世的精神世界。用柯林伍德的话说，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：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，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，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，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。因此，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。”如果说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从柯林伍德对历史的界定这个意义上说，历史批评可以等于当代史。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的思考、认识和价值判断是随之结伴前行的。如果历史不经过当代人的解释和批评，那么历史就可能形同埋在坟墓中的木乃伊。没有经过发掘和鉴定的东西，则无所谓存在和价值而言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经由历史批评，历史方能进入到我们的当下认识和活动中来，我们再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，各取所需。但是，“然是丹者非素，论甘者忌辛。著述之家，各行所见，其取者未必皆是，其不取者未必皆非”。^[12]是非和善恶，褒贬和取舍，也不过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罢了。

以笔者愚见，历史批评必然受制于“当代”的政治气候和正统风向。我上面所述，无非就是想强调一点，历史批评是立足于当下的，脱离了当下，历史批评可能就只是一本无人过问的书躲在角落里落满尘埃，直到有人从中发现当下的症状和医治之法。中国古代的史家在这方面是个典型。他们身负着政治的使命和道义责任，运用笔下的褒贬评判之权，试图为天下指明春秋大义。可以说，他们的正统立场是非常鲜明的。但是，这无疑是虚妄的。钱穆对古代的历史批评有如此评述：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，未有不分奸贤，不加褒贬之史学。^[13] 褒贬是非，敌我之分的党派立场，如何能是信史可言？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对此有所指摘，譬如，“至亮之和吴，本为权计，而以为王道之正。亮拔西县千馀家，本以招安，而以为扰累无辜，皆不中理”。^[14]又如，“至议其当从《资治通鉴》帝魏，不当从《朱子纲目》帝蜀，则又以久经论定之事，务持异议以骇听，不足为一桂病也”。^[15]这里面就涉及到《资治通鉴》在述三国事时，以曹魏为正统，把魏之皇帝书为“帝”，蜀和吴的皇帝称作“主”；魏攻吴、蜀谓之“伐”或“讨”，吴蜀攻魏成了“寇”和“掠”。由此，《资治通鉴》作者的立场和褒贬一目了然。

那么，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说历史是非呢？再回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笔者发现了这样一种学术批评的态度：《通鉴问疑》“末附羲仲与范祖禹书一篇，称其父在书局，止类事迹，勒成《长编》。其是非予夺之际，一出君实笔削，而羲仲不及见君实，不备知凡例中是非予夺所以然之故。范淳父亦尝预修《通鉴》，乃书所疑问焉。所举凡八事，复载得祖禹答书，具为剖析，乃深悔其诘难之误。且自言恐复有小言破言，小道害道，如己之所云者，故载之使後世有考焉。其能显先人之善，而又不自讳其所失。尤足见涑水之徒，犹有先儒质直之遗也。”^[16]这里谈到了《唐鉴》的作者范祖禹和宋代史学家刘恕之子刘羲仲之间的一段学案故事。在其间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是非予舍必要深究也，不仅要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更应该注意的是，“小言破言，小道害道”。在历史批评中，“谓是非虽当顺乎人情，亦当断以己见”；^[17]这固然是应该考虑的，但毕竟只是“小言和小道”，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井底之蛙，我们能看到的天空，实际上把自己圈在了其中，而没有任何拓展的可能。个人最后的判断和决定如果离开了事实，离开了对于真理的坦诚和“质直”，那么将流于庸俗和平常，对于历史的批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。“故论世知人，无不抉微而发隐。所谓斥前代矫诬之行，辟史家诞妄之词，辨核舛讹，折衷同异，其义皆古人所未发。而敷言是训，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”。^[18]一切历史所作的不过是“论事知人”，而论事知人就是历史批评。历史批评则是发古人之未发，与天理大道同然。这就需要我们“抉微发隐”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把一切历史作为当代史来思考，由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之道抵达历史的真实（真相）。

 

三、

 

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史评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学术批评尤其是历史批评要做到上乘委实太不容易。但到底如何算得上上乘，这个标准不太好定。我们只在古今学者的杰出著作中窥其一斑。譬如西汉的刘向和杨雄都曾称赞过司马迁“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其书谓之实录，其人为“良史之材”。^[19]可以说，历史批评从本质上固然是主观的，但是，如果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性轨道，这种历史批评不过是一堆低劣的语言垃圾。一部好的历史批评之作，最起码能够让人们有所相信。正如北宋人吴缜所说：“必也编次、事实、详略、取舍、褒贬、文采、莫不适当，稽诸前人而不谬，传之后世而无疑，粲然如日星之明，符节之合，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，然后可以号信史。”^[20]历史批评最基本要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，不断的探讨历史的本来面貌，也就是道，如来。南宋的陆九渊说：“今天下学者，惟有两途：一途真实，一途议论。” 历史批评绝不是信口雌黄，空发议论，历史批评还是应该回到真实性的回归之途。至于如何去实现之，历史的批评需要哪些具体的技艺，这或许要如佛陀所言：“难得见之明之，精微奥妙，惟智者或可体验之。”^[21]

总之，历史批评的技艺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技术路线问题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秉持着一种高贵的理想，那就是尽量地做到中性的客观，为历史作证。这份担当和见证的良知和庄严感，使得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自己的成见（偏见），万不能逞一时快意恩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史评类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批评的各种偏见，同时也告诉了我们，一种真正的历史批评绝对称得上“一门道德的科学”（戈登·赖特语），即自觉担负起对人类坚信的某些价值的责任；也要像法国学者雷蒙·阿隆那样，“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，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”。如果历史批评仅仅停留在“小言和小道”阶段，而闭门造车，不向世界和未来敞开，那么，我们的言论将很快腐朽在人性的弱点之中，任何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个人，都可能受到历史无情的嘲弄。

 

注释：

 

[1]转引自张新民：“论〈四库全书总目〉的学术批评方法”，载张新民：《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》，第261页注一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。

[2]布莱德雷：“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”，载何兆武主编：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：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》，第370页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。

[3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小序。

[4] [5] [6] [7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史通》条。

[8]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，第三百四十八卷自序。

[9]转引自艾尔曼：《从理学到朴学》，赵刚译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。

[10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史通通释》条。

[11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唐鉴》条。

[12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唐书直笔》条。

[13]钱穆：《中国现代学术论衡》，第123页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，2001年。

[14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三国杂事》条。

[15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十七史纂古今通要》条。

[16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通鉴问疑》条。

[17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涉史随笔》条。

[18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卷八十八，史部四十四史评类，《御制评鉴阐要》类。

[19]班固：《汉书》，第9册，第2738页。

[20]吴缜：《新唐书纠谬·原序》，载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276册，第620页。

[21]转引自关大眠：《当代学术入门佛学》，第7页，郑伯铭译,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牛津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。  

 

孙守飞于贵山书院，2009年3月8日草就。